对人性的理解是所有有关子人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命题，也是管理学思想形成和研究的重要哲学前提，管理可以看作是由人性驱使的一种社会活动。在西方传统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人性”始终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范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哲学理论包括管理思想都是根据对“人性”的某种认识而提出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根本区别，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
　　西方传统管理理论中的人性观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提出的“经济人”思想。斯密认为，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已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体利益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双方矛盾逐渐加大，由于在企业运行中没有系统的管理理论做指导，也没有适用于当时工业大生产的具体管理方法，使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个时代的特定环境把泰罗等引导到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科学管理理论上来。从这个假设出发，管理的主要自的就是为了使雇主和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管理的重点是提高生产率。他们通过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办法，利用金钱来刺激“经济人”工作的积极性，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管理原理，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
　　应该说，“经济人”假设对于短期内利用经济杠杆来刺激工人的行为，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个人素质的逐步提出，关于“经济人”思想的人性观逐渐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利益的刺激，而忽视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为了消除“经济人”假设的不利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率研究小组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试验得出结果，“工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除了经济需要外，还有社会需求、心理需求；企业中除了有‘正式组织’外，还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重视效率非正：式组织重视感情。新型的领导者的能力在于提高工人的满足程度。领导者要善于倾听和沟通企业员工的意见，在正式组织的经济要求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要求之间保持平衡。”
　　梅奥的“社会人”假设，奠定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以后的学者以“社会人”假设为核心，从不同的侧面，对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如何调整人的行为，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等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管理思想。
　　行为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对人的社会性研究的大门，“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管理问题。它首次提出了管理应该注重对人的研究，从人的因素出发，这些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不但奠定了管理学进一步发展演进的基础，也为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行为科学理论也有其固有的不足，“首先，他们过于强调少、的作用，忽视了经济技术等方面的考虑，……其次，行为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将人类行为原因的复杂系统，视为是结构间相互依赖、且具有功能性关系的网络，而行为科学家的角色是去孤立这些结构，来查找行为的原因。”二战之后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更加激烈，生存环境愈加险恶，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随之提高，行为科学理论本身的不足导致了“理性主义”复活，迎来了科学“管理丛林”的“复杂人”管理阶段。
　　美国科学家沙因首先提出了“复杂人”人性假设。该理论认为，人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人”，而应该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这种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是时刻变化的；(2)人的各种需要和动机，会发生相互作用；(3)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会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4)由于人的需要不同，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没有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和任何人的普遍人性假设和管理方法。“复杂人”不拘泥于一处的人性假设，引申出了形形色色的管理流派，管理理论进入“管理丛林”阶段。
　　“管理丛林”理论扬弃了行为科学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模糊性因素，把管理要素加以简化和抽象后得出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方法，该理论侧重于“理性主义”，主张将数理统计、运筹学和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引入管理理论和实践当中，以推进管理工作的精确化和科学化。个人的“工具性”和“技术性”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实践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张扬，人成了技术理性的“奴隶”和“附庸”。
　　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不论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复杂人”的人性假设，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看作一个构造精细的特殊工具，其目的不过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管理目标而已。真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个性丝毫没有得到张扬和显现，个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出现了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抽象的人性论假设，“它通过静态的、共时性的比较和归纳，把诸如理性、语言、意志、情欲、利己等人、的共性特征抽象化为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以此作为考察、研究、解释人和社会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因，从不变的人性中引伸出社会关系及其规律。”
　　虽然西方管理学人性理论含有大量的科学成分，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与实践语境，在唯心主义历史观作用下必然导致其对人性的抽象和片面理解，我们今天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来分析当代的管理实践并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对人性的观点有这样几种表述：(1)“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
　　对于马克思在上文中论述的人性问题，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其争论焦点是人性与人的本质是否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说法，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观点。如高清海先生主编的《文史哲百科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在关于“人性”的条目中就直接写着“人性即人的本质”。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也是将人性与人的本质相等同的。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人性和人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人性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各种共同属性，即人的各种特性和属性，……，而人的本质是人性之所以为人性的理由、原因，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属性、规定性。”黄楠森先生在其《人学原理》一书中亦认为，“人性指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任何性质，对人带有根本性质，是人的属性中范围比较小、层次比较高、深度比较深的那部分；人的本质是最根本的人性，只有一个，即人的社会实践。”笔者比较同意后两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