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治理者，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一生能比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更惊心动魄、更风云起伏。当然，他的一生也很轻易概括：1936年出生于匈牙利布拉佩斯，1956年以难民的身份移民美国，1968年参与创立英特尔公司，1979年升任公司总裁，1987年成为首席执行官，1998年辞去CEO职位，任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

1997年美国《时代周刊》授予他“年度风云人物”，1998年美国治理学会赋予他“年度杰出经理”，2001年他获得战略治理协会“终身成就奖”……

『首席执行官』 ceo.icxo.com，几乎所有人都推崇安迪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领袖之一，他的那本《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誉满全球。这位经历过二战和残暴屠杀的匈牙利犹太人，是否有一些神秘是人们所不了解的？

安迪出生的布达佩斯应该是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它“山水相映，阳光普照，和风细雨”，而且歌剧也比闻名的维也纳的动听。

安迪的父亲是一家中型乳制品厂的合伙人之一，重实效，办事利索，这对安迪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不过对安迪影响更深的，则是他的母亲。当安迪的父亲入伍之后，抚养和培育孩子的重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她的身上。安迪曾在回忆录里多次写到，只要母亲在身边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安心，无论外面是站满了士兵，还是炮声隆隆。母亲不在的时候，安迪“很害怕，感觉孤独”。在母亲的庇护下，安迪才避免遭受多数匈牙利犹太人那样的悲剧命运。甚至，安迪的母亲还曾经为了避免别人知道他们犹太人的身份，将安迪的名字改成了安迪·马莱舍维奇。在安迪的传记里，他对这一幕的描述是：“我只关心两件事，一是与母亲在一起，二是我必须学会我的新名字。”(在安迪撰写自传《游向彼岸》时，他的母亲依然健在，不过父亲已经去世了)

安迪很小的时候，大概四岁时得了猩红热，病魔对他身体的最大伤害是，几十年来安迪的听力只能依靠助听器才能跟上正常水平。

安迪的求学之路也并不顺畅。小学时因为纳粹的屠杀四处躲藏，中断了几年学业。在战后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安迪得以继续学业，从一年级直接跳级到三年级。和我们国内的小学制度不同，匈牙利的小学只到四年级，之后是为期八年的大学预科或技术学校。由于政局的变幻，安迪没能在一个学校念完预科。大学预科二年级时，因为教会学校被取缔，他被迫转入一所教学质量远远不及前者的学校学习与当权者那个国家相关的知识；这之后两年，安迪又一次换到另外一所学校继续他的预科。在那些地方，安迪逐渐展现了自己对化学的爱好和文学天分(安迪一生写了很多关于技术和工程方面的论文和著述，同时也写了不少有关治理方面的作品，文字上的收获远较其他治理者要多)。预科毕业后，安迪顺利进了布达佩斯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继续攻读化学。此前，他甚至还申请了一份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的机会，以增加自己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

不过安迪的大学生涯并没有能够顺利继续，匈牙利革命打断了这一切。有些报道和著作说，安迪参加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事实上，他只是参加了一次游行。在游行之后不久，安迪的父母就安排他逃离了布达佩斯。逃离的过程正如大多数电影和电视演的那样惊险万分，除了那些成功逃离的人，也有很多人就此宣告失踪(这个词的意思等同于被抓或被枪毙)。安迪和他的同伴坐火车到了边境一个叫松博特海伊的小镇，之后又穿越了六个名字奇奇异特的村镇，浓浓夜色下走过不可分辨的田野和树林。

安迪的第一次出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到了奥地利，来到了维也纳，在父亲朋友和各种救济组织的帮助下，申请前往美国的名额。然而，到美国的名额是有限的，他没被选中。对冒险越境、向往远方的安迪来说，这几乎让他窒息。这个时候，他那执著甚至是偏执的个性显露无疑，他冲进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用不算流利的英语不间断地、语无伦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安迪说，“我属于美国”。他成功了。

在离开奥地利的时候，安迪自己写到，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想法：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装做相信一些我本不相信的东西，扮演一个不是真我的人，以后可能再也不必这么装下去了。这是他对美国的憧憬，是他即将离开欧洲大陆时最深刻的想法。他真的认为，那个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大陆上的国家，会成为他的乐土。

不过安迪刚到美国时，对美国并没有归属感。长长的难看的街道、望不到头的一排排汽车、正面有着金属楼梯的希奇的楼房，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个相当希奇的地方。安迪在美国的第一站是基尔默营，是一个难民营，美国那时候接收了据说有二十几万犹太人难民。安迪在基尔默难民营待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被他的拉约什姑夫接到了纽约。安迪的新生活即将展开。

因为姑夫在布鲁克林大学工作，安迪近水楼台进了这所大学。尽管他对化学的爱好一如既往，但他决定毕业后的工作是更有针对性的化学工程，而不是纯粹的化学—遗憾的是，布鲁克林大学没有这个专业。对于另一所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两千美元的学费，安迪的反应是，“还不如告诉是两百万美元呢”。于是，就读公立大学纽约城市大学成了合理也是无奈的决定。在那里，他碰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斯密特教授。

另一个刚到美国的小插曲是，安迪改了名字，这是他第二次改名。“Grof”变成了“Grove”，只是为了念得更准确和更轻易。改名很轻易，几乎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用填什么文件。对于习惯了匈牙利严格制度的安迪来说，“美国总能让我惊喜”。

美国让他惊喜的并不止这些。三年后，安迪以最佳成绩毕业，《纽约时报》甚至为此写了一篇吹捧文章“居工程师班级之首的难民”。想来，这个报道会让安迪拥有更多的惊喜吧。

安迪的下一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那时他已经结婚，妻子是打工时熟悉的餐馆女招待。他们的家也从纽约搬到了旧金山海湾地区。那个地方或许会让他想起此后从来没有回过的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