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全球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融合东西方文化建立新的组织管理模式的机遇。本文在特罗姆彭纳斯和汉普顿-特纳所发展的七因素文化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文化及其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组织管理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应该保留、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关键词：全球化 七因素模型 跨文化管理
　　
　　“全球化浪潮来临的今天，全球化对国家文化，对组织管理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国家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联系中哪些是坚固的，不易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哪些又是脆弱的，容易随波逐流？这成为跨文化管理中一个重要的新课题。”（郝继涛 2004）本文选取中、美、日、中国香港跨文化管理研究来梳理全球化影响的脉络，是基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但不可否认美国是全球文化的主要输出国，所以研究美国文化的影响可以部分地看作研究全球化的可能影响；其次，在组织管理领域，日本一度是美国的学习对象，所以也被列为了研究对象；最后，香港是一个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殊地区，本文将香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变迁的参考指标进行研究。
　　
　　文化的七个维度
　　
　　跨文化管理的开创性工作是由霍夫斯泰德完成的。特罗姆彭纳斯和汉普顿-特纳的“七因素模型”扩展了霍氏的“五因素模型”，更多地综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该模型在联系国家文化和组织管理之间也更为具体。这七个文化维度及其衡量的文化差异分别是：
　　维度1：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法律法规是普遍适用的还是存在例外情况？
　　维度2：局部主义对整体主义：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不相关的还是相互关联的？
　　维度3：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个人的利益还是集体的利益更应该受到关注？
　　维度4：主观能动和外部影响：成功取决于主观的努力还是外部影响？
　　维度5：序列时间和同步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是顺序延伸的还是交织的？
　　维度6：成就定位和归属定位：地位取决于成就还是某种优先权(比如年龄)？
　　维度7：平等与等级：管理者会选择扁平形还是陡峭形的组织结构？
　　
　　中、美、日、中国香港跨文化管理研究
　　
　　根据特罗姆彭纳斯和汉普顿-特纳的研究结果，以下对中、美、日、中国香港文化和管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和组织管理的可能影响。
　　
　　（一）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的国家法律法规高于一切，而在特殊主义的国家，人们会更多地考虑特殊关系和例外。在这个维度上，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在普遍主义方面得分很高，而日、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则依次趋向特殊主义的文化。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包括香港的文化比日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日和中国香港比开放仅30年的中国大陆得分更高，说明东方文化也在汲取普遍主义的合理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全球化也会推动中国的普遍主义进程，即构建法制主义的社会。当然差距还会存在，但是在这一维度上的东西方差距会沿着普遍主义的方向缩小。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中国的普遍主义进程似乎更快一些，企业的规章制度详尽完备，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合同的作用。但是儒教所倡导的人情、关系、和谐确是中国文化应该保留的合理内核。研究表明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关系网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法律执行从而降低了违约率，交易成本的其他方面如谈判、签订合同的成本也会降低。富有人情味的和谐的企业文化也是中国企业应该发扬的，海尔在美国的海外经营充分说明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比较起西方企业雇主和员工冷冰冰的合同关系，东方文化更具有生命力。
　　
　　（二）局部主义对整体主义
　　对于局部主义文化，工作是工作，私生活是私生活，人们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事情本身而不是与之相关联的生活其它层面；但是对于整体主义文化，一个人在生活中扮演的某个角色会影响他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文化秉承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儒家思想，而美国则代表着就事论事的局部主义文化。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也体现在这一维度，因为“面子”影响着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特定主义得分在这一维度上远高于中国大陆，根据对维度1同样的判断，在维度2上的东西方差距会沿着特定主义的方向缩小。
　　在管理实践中，局部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绩效评估上。美国的局部主义文化代表的是目标管理，按劳取酬；中国企业的绩效评估却包含了更多的因素，人们关注目标实施的过程，考虑无法控制的情境因素，体现了整体主义的思想。在变化迅速的商业环境中，整体的思想和灵活的态度有助于目标更好地完成。私人关系与工作关系的交织仍然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特色，但是中国文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使得私人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和谐工作关系的产生。因为 “面子”问题，直接公开的批评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私人关系和非正式沟通渠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消化企业绩效评估中负面的结论。
　　
　　（三）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的一端是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日本则依次趋向集体主义，但是差距并不像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在所有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中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恐怕是被谈及最多的一个维度。但是人们的理解并不准确。这一维度衡量的应该是两方面的关系：个人和家族的关系以及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在中国的个案中，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个人与家族的关系中，人们是集体主义的；但是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人们并不是集体主义的，这与日本更多地依赖群体（组织）的集体主义是不同的。
　　
　　（四）主观能动对外部影响
　　成功取决于主观的努力还是外部影响，或者说人应该相信命运吗？人应该顺应环境吗？“美国梦”代表着努力就会成功的人生理念。人被命运支配的观点被看作个人的软弱和无能。含有朴素辩证法的道教的“阴阳法则”则让中国人很早就认识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因此中国人明显赞同努力工作和运气几乎同样重要。中国香港和日本都觉得恰当的时机和地点是最重要的，可能的解释是中国香港和日本受佛教和神道教的影响更深。
　　中国包括其它东亚国家人们对个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表现在管理上是顺应环境，在竞争中利用对手的力量和动量，以柔克刚。实际上，在这一维度上西方人更多地学习了东方的哲学思想，比如权变理论（contingent theory）的提出。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无疑是唯心的，所以可以预测在这一维度上东西方的差距会沿着外部影响的方向缩小。这应该是中国文化中应该保留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