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里芬悖论”再度出现，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马克麦考利(McCauley)(BIS，2003)，他在国际清算银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了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美国实际意义上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

　　国际货币体系要解决“特里芬悖论”有三种选择：一是通过国际合作成立国际中央银行，发行国际货币，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别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矛盾。1968年特别提款权(SDR)的设立实际上就是朝这一方向变化的尝试，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这一尝试目前实际上已经停止；二是恢复黄金本位，恢复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缩减美元的供应，以通货紧缩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这种由自然物控制人类经济发展的体制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调研和论证，这一方案被最终放弃；三是实行“无规则的规则”，由国际货币的市场竞争机制解决国际货币和国别货币的矛盾，其结果，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制度成为解决“特里芬悖论”的权宜之计。理想状态下，如果汇率浮动能起到调节各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作用，则外部平衡的实现就不必以牺牲内部平衡为条件，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性均衡就能实现，“特里芬悖论”也就不复存在。

　　但是，当今发达国家间的“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方面，美元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即使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5%的情况下，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仍然上升到 70%以上，国际货币制度似乎又回到了以国别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老路；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的合作和制约基础受到了破坏，各大国之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相互吸收国际收支调节的冲击，也无法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制约，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其稳定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在这种体制下，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下降，美元汇率高估不町避免，也只有通过美元高估，新兴市场国家才能获得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储备，才能稳定经济。同时，国际收支失衡在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均衡。

　　因此，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缓解“新特里芬悖论”，首先要求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国，必须主动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实现基本平衡；才有可能保证美元汇率的稳定，进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其次。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应建立一定的合作机制，加强在国际收支调节领域的合作，，共同解决由于一国国际收支失衡对全球货币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短期资本流入采取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减少债务风险，保持国内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三)多种储备货币体制的改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货币多元化，一方面克服了单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局限性，解决了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走向崩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选择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界在储备货币选择问题上有几种主要建议，即：恢复美元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建立商品储备本位制；以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储备基础等。实践证明，前三种改革方式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惟一霸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恢复美元本位不切实际；黄金本位将会受到黄金存量有限供给的制约；以某种初级商品作为储备篮子同样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特别提款权(SDR)的思路，可以作为未来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一个参考。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多种货币储备体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某一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局限性。

　　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已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特殊的“世界货币”的作用。以SDR作为储备资产不仅可以杜绝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带来的种种弊端，更重要的是能使国际货币兑换过程大为简化，而且其币值相对稳定，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较有利的环境。但是，以 SDR作为主要储备资产还需要一些条件：从理论层面讲，SDR的生命力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SDR作为篮子货币要合理综合权衡全球贸易权重；二是国际协调要加强，因为SDR不是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多边协调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多边机构的功能和作用应进一步加强。从技术层面讲，要使SDR体系取代多种货币储备体系，首先要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对于某些SDR限制使用和交易的法规应予废除，鼓励社会各方特别是私人部门扩大使用SDR，使之成为可以直接用于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其次，要增强SDR的流动性，应该允许官方部门持有和使用SDR，可以建立SDR的远期市场，以促进其流动性。如果SDR能在经济交易中自由广泛使用，它就能逐步过渡为准法定货币。最后，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资产结算规定，要求储备货币国家以SDR换回本币，这需要增加SDR的数量，以抑制国际储备货币的数量增长，使其减少甚至退出储备货币的职能。当然，由于货币发行国的巨大利益，SDR真正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还需要经历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和无序，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职能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因为IMF所代表的国际货币体制和世界银行所代表的国际发展援助机制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效，主要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IMF稳定汇兑的职能无从发挥，资本账户的开放使IMF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能减弱，决策的政治化使IMF难以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美国对特别提款权的抵制使IMF无法调控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世界银行的发展援助机制存在很大缺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