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国金融机构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推出的业务品种单一、业务范围较窄，无法满足高端客户快捷、多样、高效的金融服务需求，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着重于大力拓展业务规模、扩充目标客户，应该说在业务数量上有了呈几何倍数的规模。近些年，虽然不少商业银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进行业务创新，例如挖潜私人银行业务市场、理财产品开发、建立金融信息技术平台发展电子银行业务等，但是在深层次的衍生金融产品发掘方面受到人才和技术资源匮乏的限制，短期之内也很难获取显著成效。

　　（四）混业经营受限，市场资源割裂

　　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规定使商业银行面临风险集中的境况，这与全球商业银行混业和全能化发展的潮流是相悖的。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分业经营使其业务被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服务对象就难以跳出固定的框架范畴，而且分业经营直接导致金融市场资源的割裂，市场效率大大降低。

　　（五）不良资产巨大，金融安全堪忧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因历史原因产生的不良资产包袱是沉重的。尽管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给予扶持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剥离，平时商业银行也通过自身提取拨备准备对诸多不良资产进行了核销处置等，但是旧的不良资产尚未完全剥离，新的不良资产已开始不断生成。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虽然外部的一些体制性的因素，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正在逐步减少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但是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却在加剧，并且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包括经济案件，也直接影响到不良资产的生成。正是出于银行内部监督控制不力以及外部信用制度缺失、经济体制转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既要承担违规经营的成本，又要承担经济大幅度波动的成本，而且还要间接承担宏观调控的成本。

　　（六）管理控制失效，风险防范不足

　　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及时对利率、汇率或其他宏观政策变化引起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进行主动预警、精确定价和内在自我调节的机制，所以防范风险的能力有限，银行内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无法达到与外部经济环境有机融合的状态。伴随外部经济周期的变化，商业银行会因此积聚各种潜在的风险，甚而爆发不可逆转的危机。从内部体制分析，不论是体制建设还是技术能力都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对管理控制的不力，一方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定价管理体系的缺失，使得银行管理控制能力以及定价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所使用的管理会计系统与业务统计管理模块数据是割裂运行的，无法与风险管理要求相匹配，很难对客户、产品、部门、区域做到精准核算。事实上，我国对风险防范的金融制度研究和衍生金融工具研究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对市场风险的管理才刚刚开始，以市场价格计量的交易类账户的风险作为计量、监控对象，相关的会计、税收配套政策也未确立。而国际会计组织IASB和FASB已针对各种风险工具在全球金融机构中推广应用“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披露与列报”等约束条款，对我国已经上市和即将改制上市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都是极大的挑战。

　　三、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变革的合理途径

　　我国商业银行不论寻求何种发展变革的途径，都应该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根据信息及科技手段的进步来选择和决定。

　　（一）重塑银行产权结构

　　我国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重塑实际上是把银行的组织变革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调整法人治理结构来理顺产权关系，通过确立最高决策和监督机制来明确产权主体，通过理顺政企关系从而使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成为企业法人。

　　近期，各大银行接连进行的H股、A股重组上市可以视为中国银行业产权改革的大规模启动。通过股改，银行的公司治理形态已经初步形成，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一整套包括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在内的制度体系。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地重塑银行产权结构，不仅仅只是解决表面的形式问题，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是伴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对委托代理关系的要求而产生的，其核心是股东意识，围绕股东利益最大化更深层次地形成和落实一系列运行机制才是重塑产权的根本。目前，这一深层次的运行机制尚未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有效形成。只有坚定产权变革方向，始终按照现代企业治理的要求，建立决策、经营、监督“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权力体系，运用资本力量规范和平衡主体行为，强化监督机制，才能科学解决各种集权与分权问题。

　　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战略性参股伙伴，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以使金融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更具制衡力，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并且，通过资本的引入，银行不仅可以获取来自合作伙伴的资金财力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带动其他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的互助和共享。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要充分尊重多数小股东（公众）的意愿，增加股东信息的透明度，维护银行在市场中的公信力和良好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