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献回顾
(一)金融一体化衡量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金融一体化测量方法较多且不一致。具体而言可从两个层面衡量:微观测度与宏观测度。金融一体化的微观测度是指具体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它反映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产品价格趋同程度,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等。衡量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方法具体又包括价格法、Feldstein-Horioka法、欧拉方程法和动态计量方法①。金融一体化的宏观测度主要指跨境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和真实资本流动现状或是反映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面简要概述金融一体化宏观衡量方法。
最早从跨境资本流动角度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的是《IMF汇率制度与限制年度报告》(AREAER),该报告列出从1966年至1995年间各国货币当局是否对资本流动存在法规限制,并采用虚拟变量方式应用到以后的实证研究中。由于虚拟变量无法准确反映各国资本管制程度的差异,一个标准的改进是通过AREAER构建一个变量反映资本流动无约束年份占总样本年份的比例,即份额测度(Share)。但改进之后面临的问题是不能反映实施或取消资本控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反映货币当局政策的反复变更。
Quinn(1997)在IMF方法的基础上对资本项目收入与支出分别给定分值来反映资本项目控制强调(即Quinn方法)。通过特定计分原则②,Quinn在研究中计算出OECD(1950-1977)和部分发展中国家(1958,1973和1988)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一体化总体趋势。但该指标隐藏了同一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显著差异性。因此,在Quinn增长回归中使用了金融一体化指标的增量(AQuinn)。Klien和Olivei(1999)在Quinn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11个分类项目,更详细地反映OECD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Montiel和Reinhart(1999)基于15个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数据构建资本控制强度来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指标(MR方法),将对资本项目控制强度分为无限制、轻度和严格限制三个层次,从而勾勒出不同国家金融一体化水平。此外,一些学者基于上述类似方法构建了对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的方法③。上述方法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角度建立衡量指标,这些方法实质是从定性角度获得衡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数量尺度,优点是能直接反映一国资本控制程度,缺陷是不能准确反映资本控制的效率和程度,并带有一定主观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不少学者从资本实际流动角度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如Kraay(1998)使用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量与GDP比值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使用累积的证券和直接投资存量与GDP比例来衡量不同年度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此类方法将上述比值作为金融一体化信号,比值越高,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由于可能存在较多因素影响到资本流,所以上述比值不能完全代表一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但与第一类方法相比,其优点是适用范围较大且不受主观影响,特别是适合分析单独衡量一个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在分析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时,我们采用此方法来测量。
(二)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无论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从效率市场和完全市场理论视角来看,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多种渠道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基本生产要素,资本的缺乏将约束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地理差异,进而促进各国经济增长。Fischer(1998)认为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闲置资金流入到资金贫乏的国家或地区,提高了资本的全球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一体化除了通过直接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外,随着股票市场国际化与一体化的推进,金融一体化极大地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从而提高一国股市流动性和资本配置效率。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认为北南资金流动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国家发展的资金瓶颈,增加其国内储备和投资。这不仅为闲置资本提供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而且降低了吸收资金国家的无风险利率,从而达到双赢福利状况。
金融一体化能有效促进国际风险分担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收入和消费波动较大的国家,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来增加国民福利,减少消费、产出的波动,其原因是一个国家能通过多元化来消除与国内消费波动相关的具体国家风险。van Wincoop(1996,1999)通过对OECD国家基于金融一体化风险分担的增益为11%至35%之间。Obstfeld(1995)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消除消费波动,其福利增益在054%至531%之间。金融一体化除平滑消费波动而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用外,众多学者还分析了基于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国际风险分担及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增益。Martin和Rey(2000)认为股票市场一体化能起到风险共享,降低融资成本,消除投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如换汇成本)和信息成本。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外国直接投资能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进而推动该国经济更快增长(Borensztein,De Gregoria和Lee(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随着一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专业化水平也随之提高。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专业化所带来的单一产品结构意味着其产出受消费波动的影响增大,企业将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分散集中的风险,减少一国经济波动。Kalemi(2001)等分析了发达国家之间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分散专业化所带来的风险。此外,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亦能产生众多益处。国内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为国内提供流动性和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刺激投资和促进该国经济增长。Mishkin(2005)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金融全球化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进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直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而且能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如通过提高金融行业竞争程度促进本国银行改善金融服务能力和提高其资金效率(包括学习外国银行管理经验和引入先进技术,levine,1996;Goldberg,2004);有助于提高一国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有效地改善国内银行的监管水平与能力(Mishkin,2003);促进一国制度优化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缓解国内金融抑制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Rajan and Zingale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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