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照Amadou(2003)的研究方法，针对所选择的样本国(18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集样本期间(1990-2004年)JP—摩根银行发布的EMBI指数以及样本国相对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利差数据，在假定利率期限结构不变且回收率为30%的情况下，运用一个基于强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参数模型计算风险中性的IPD。这些IPD值给出了样本国在样本期间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这些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的变化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平均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用t—检验统计量做进一步的验证，仍不能拒绝原假设“在货币危机期间的平均IPD值=整个样本期间的平均IPD值”，这与Amadou(2003)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将本文的样本数据运用于刘莉亚(2004)中货币危机预警模型中，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获得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在获得代表着主权债务发生违约可能性的IPD数据与代表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危机概率数据后，我们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看出，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是较低的，相关系数仅为5.2%。同时，当把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作为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这里我们选择了有序probit模型)时，我们发现R²仅仅达到0.0076，并且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当把货币危机发生概率作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时，结果也是相似的，R²仅为0.0036，IPD的估计系数同样在5%的水平上并不具有显著性。最后，我们采用了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分别从一阶至五阶，从F值及相应的p值可看出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两变量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均不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在所选的样本期间1990-2004年内，与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在样本期间内，债务危机不再表现为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而大多表现为主权债券违约概率的加剧，同时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主权债券违约的形成机理与银行债务违约的形成机理有所不同。同时，这一估计结果与本文第三部分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即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这样的估计结果如何来解释?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均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分别对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有许多，但这两组因素的重合点却很少，即使少数因素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均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预警能力的大小也大相径庭。

　　五 结论

　　本文以18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90-2004年期间的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为样本，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本文首先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能力，估计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对数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6月期变化、12月期变化，还是采用单独的穆迪评级指数或标准普尔评级指数，或是简单的评级指数，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均不能显著地预测出货币危机的发生。其次，既然主权信用评级不能显著地预测出货币危机的发生，那么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在货币危机发生后进行了调整?对此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计方法，对货币危机对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是否具有预测力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货币危机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再次，本文集中回答了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可以代表主权违约发生的可能性问题。本文采用1990—2004年期间18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IPD数据与综合评级指数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库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解释变量，R²均表现显著，并且最高达到了72%，表明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主权违约的可能性。

　　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计算获得的主权债务违约概率与相对应的货币危机发生概率，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 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估计模型，在所选的样本期间内，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