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据认为美元资产占到了70%左右。提高欧元、英镑、日元等其他国际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应该说是明确的方向。不过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过于庞大，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实施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但这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学者们和舆论往往夸大了美元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美元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主要是账面上的(会计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众所周知，美国现在实行的是对外弱势但对内强势的美元政策。人们对美联储及其主席伯南克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决心和能力应该是有信心的。由于美元的对内价值稳定，只要我们的美元储备不去兑换欧元、英镑或日元，而是去美国购买商品、服务、技术和不动产，或去国际市场购买那些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我们的美元储备就不会因美元贬值而蒙受经济损失，何担心之有呢?

　　对于超过外汇储备本身需要的多余外汇资产如何运用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如用这些外汇购买黄金和石油等战略资源、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支持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甚至是填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投资教育和医疗等。通过购买黄金、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来消化官方外汇资产，其困难在于巨大的需求将导致价格爆涨，从而使我们蒙受损失。因此与储备货币多元化一样，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属于微观企业的决策，应由企业自主进行(经常项目已实现自由兑换)，这似乎不是官方外汇资产好的消化方式。至于填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或投资教育和医疗这样一些方案，其问题在于，在现行制度下，外汇资产在国内的任何运用，都将导致这些外汇重新回流到央行，这就违背了消化多余外汇储备的初衷了。多余外汇资产恐怕只能够到国外去运用。关于多余外汇资产运作主体，成立一家专门投资公司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运作会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认为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至于“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导还是财政部主导，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责任机构，政府金融财产的管理从职能上来说应该归属于财政部。所以从职能的角度由财政部来主导“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的建立是理所当然的。

　　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财政部通过在社会上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资金，用发行所得向央行购买这笔超额的外汇资产，然后用其出资建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较之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置换这笔外汇资产，向社会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方式使央行得以回笼与这笔外汇资产相对应的高能货币，显然是更为可取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央行的外汇储备转移到了这家“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它就变成了单纯的外汇资产管理问题，而不再是外汇储备管理问题了。至于这笔外汇资产如何进行运作，那是受聘的职业经理人去考虑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政府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规定业绩指标。需要注意的是，这家公司虽然由财政部出资，但不应要求其执行原本属于财政的职能，所以，像注资社保这类事情是不能要求这家公司去做的。政府能否完全不干预这家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是我们能否期望它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Temasek)或政府投资公司(GIC那样成功的关键。

　　四、流量问题：经常项目顺差过大的弊端

　　成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只是解决了过剩外汇储备的运用问题，并不能消除产生外汇储备过剩的根源。如果目前的政策不做出重大调整以解决外汇储备过剩的根源问题，那么不出四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翻番。有人或许认为成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就可从此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问题：任何原来令人棘手的、或被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增长只要简单地转移到“国家投资控股公司”便不再是个问题了，正如新加坡政府所做的那样。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新加坡那么幸运，不具备经济规模小的优势。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成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引导资本外流以大体消化国际收支其他项目产生的顺差，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当这样一家国家控股的投资公司大量购买海外资产时，人们就会抱怨有关投资不遵守“市场”规则，可能是为了向本国商业利益集团提供补贴，因而会以扰乱日常的私人商业活动为由加以阻挠。所以，消除中国外汇储备过剩的根源，即从流量上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难题是重要的。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是中国国际收支赢余大幅、快速增长的结果。后者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近年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急剧扩大。所以要从流量上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难题，需要较大幅度地减少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中国，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固然不好，而顺差过大并无不妥，甚至认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大是经济健康的标志。所以不解决认识上的问题，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就难以较大幅度地减下来。

　　实际上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有许多弊端。首先是中国容易成为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的对象，这种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要远比人民币升值更大，人民币升值是一种价格冲击，打击的只是赢利能力低的不好的企业。而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是非关税壁垒，打击的是包括赢利能力强的所有企业。而且贸易摩擦还会使我们付出昂贵的政治成本。

　　其次，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意味着我们积累大量的外国资产，在一定的国民储蓄水平下，这意味着对国内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减少。而如果国民储蓄用于国内投资而不是积累外国资产，则可以减少国内的失业率，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更为重要的是，相比较积累外国资产，国内投资这种积累财富的方式能够增强国家未来创造和拥有更多国民财富的能力。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在驳斥重商主义观点的时候就曾经指出：重商主义者们过分强调了国民财富中的一个相对次要的部分——贵金属，却忽视了产生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生产能力。对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再次，经常项目顺差代表着拥有对外债权，持有过大的对外债权将来可能会遭受无法收回所有权的损失。最后，如果我们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是由于低估货币，压低本国工人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税收和土地使用上的优惠等等对出口部门补贴而获得的价格竞争优势造成的，那么经常项目顺差在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贸易利益的同时还会扭曲中国的产业结构，抑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阻碍内需的扩大，最终导致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的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