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04—2005年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长期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劳动力的市场分割性。随着改革的进程，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呈现出变化迅速的动态特征。一方面，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程度加深，范围扩大，另一方面，政府在不断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
　　1.市场交易双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职业结构都是体力劳动型的，其收入明显低于总体工资水平，其待遇和工作环境也是比较差的。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雇主会首选招聘农民工。因为与农民工的关系十分简单：一种货币交易关系。雇主可以对农民工支付大大低于城市正式职工的货币工资，农民工也不享受单位正式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其实，农民工是一个极易遭到外部伤害的群体，他们又极能忍耐；农民工自己也知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了，但他们希望得到就业的机会的愿望大于一切，他们的收入参照系是与家乡的收入相比较的，所以农民工接受了低于城市下岗工人的务工条件的底线，但他们的竞聘上岗的能力比下岗工人要高得多。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别的产生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16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而城市中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同一年龄组外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8年。两类劳动力在人力资本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2.市场中介。在调研中也看到，在一些城市中各级政府机构也建立了一些相对规范的农民工的劳务市场，比如，北京市建立了“劳动服务中心”，协助管理农民工的劳务市场。但就全国而言，比较规范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市场中介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我国的报刊杂志千万种，但没有一种是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的，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来源主要是从亲朋好友或熟人那里获得的。农民工之所以要依托自己的亲缘关系网络实现流动就业，是因为多年来计划经济留下的条块分割、城乡壁垒还在影响着农民与城市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农民只能利用同乡和亲友这类社会关系对其流动就业发挥着三种机制：就业机会上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信用担保机制，降低监督费用的机制。
　　事实上，政府一直想为农民工的就业做些服务，但因为有的地方政府的劳动服务组织尚未转到为农民市场化就业服务的轨道上来，信息少、不灵活、运作成本相对较高，收费也较多；不少农民工都受过中介组织的欺骗，这样即使是政府建立的正式的职业介绍组织，农民工对其也不信任。政府对服务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政策还不够明确和完善。
　　3.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过程。从市场交易的规则看，表现为交易无契约，多数农民工都没有签合同，农民工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从市场交易场所看，表现为交易场所的不固定。例如，北京的崇文门、厂桥，都是这种聚众型的交易场所。还有一些摆地摊型的：从事房屋装修、打家具等劳务的农民工，常常坐在马路边，面前摆一块牌子，写明劳务的内容，等顾客来交易。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只能称之为“过渡性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市场已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4.市场流动的特点。(1)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跨度极大，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就业，从中、西部流往东部，从新疆流往内地，从农村和小城镇流往小城市和大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往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跨度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只在美国、俄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工业化中存在过。(2)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循环流动的特点。世界各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普遍采取的是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方式，而中国采取的是农民工流动的方式。人口转移方式是一次性到城市定居下来，农民工流动则是农民工每年从农村流人城市，再从城市流入农村，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类似于中国农民工这样的循环流动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曾有过，但规模很小。像中国这样将近l亿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循环流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循环表现为农民工自己一生中的循环，即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往返于城乡之间；还表现为代际循环，即老一代的农民工因年龄大而返回农村，而他们的子女又开始了在城乡间的流动。(3)由于户籍制度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分化出两种流动模式：循环流动式，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又回到家乡；迁居式，外出打工之后不再返回家乡。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接受培训的状况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里取得正式身份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过高的生活成本使其不能将家庭迁移到城市，大多数农民工处在两难的选择。事实上，不少农民工只是把进城打工当作自己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进城的直接目的是增加收入。另外，大多数农民工进城都是由家庭提供流动过程的成本和资源的，这使得家乡和家庭在农民工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和强烈的归属感。(4)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这种循环流动的特点使农民工选择了成员之间长期分居的家庭模式。这是一种主动分居的家庭模式，即出于强烈的赚钱动机而离家出走的。由于劳动力流动规律的作用，我国城乡差异现状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这种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无法避免的。这样，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不断有农民工达到了预期目的而返乡，又不断有农民工为同一个目的而进城。农民工的循环流动长期存在并得以维持下去的可能性的重要制度保证是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这实际上给农民保留了稳定可靠的栖身之地。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需要较长时间。这几方面原因就造成了今后几十年里，农民工分居家庭的数量会有增无减，会成为我国新一代农民家庭的主要模式。
　　五、农民工迁移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在城里定居的首要因素。农民工要想在城市里生活下去，首先要有稳定的工作和安身的居所，这样才能在经济层面上留在城市。单身一人在经济层面上容易适应，但真正意义的举家迁移要有成本支撑。农民工给我们作了比较迁移的预期纯收益计算：搬家费用，购房、租房安家费，新增加的子女教育费、城市生活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培训成本等。所以，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67.1%没有带任何家属，14.2%带了一位家属，13.9%带了两位家属。另外，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近年来到外省打工所占比例最高，达28.6%，并有继续升高的趋势，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个人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