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城镇政府往往把解决本地居民的工作伺题作为重点，所以，农民工进入城镇后，很难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服务。而市场化的服务网络体系不完善，服务也不规范，甚至打着为农民工找工作的幌子骗取农民工钱财，使农民工丧失了对市场的信心，因而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网络体系寻找工作。蔡防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省内迁移者和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通过“一带十、十带百”的方式，形成具有一定血缘关系或者乡土关系的“聚落”，“复制”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圳市出租行业的现状证明了流动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深圳市的出租车司机肋%以上来自湖南省郴州市，绝大多数是由亲朋好友带出来的)，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和“河南村”均表明了流动的乘数效应，高校里的打印行业垄断表明了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率(全国高校里的打印、复印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湖南省新化县)。
　　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导致了农民工在其身份转换过程中与外界的冲突增加，其社会资本和行动网络均停留在传统社会(原来生活的农村)里，而在城市由于缺少可利用的组织资源，导致农民工只能求助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而这种网络资源由于其非开放性和松散性等特征，在与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在发生损害农民工利益的情况下，要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要么寻求非法组织的庇护，以暴力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二、利益表达渠道阻塞、全球化与福利竞赛——农民工社会保护缺乏的原因分析
　　对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但是在现实中普遍存在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将近40%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少数企业的试用期限达到半年，甚至半年以上；在招收农民工的企业中，超过1／4的用人单位收取押金。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52.9%，有些甚至超过12小时；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每个月不能保证4天的休息，甚至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每月没有休息日。超过1／3的农民工延长工时或在节假日工作不能得到更高报酬。20%的农民工在最近的半年里有过被欠薪的经历。只有不到 40%的企业或单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女性在怀孕期能得到特殊保护的也只有40%。
　　这种现象得以长期存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自身力量的弱小决定了农民工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政治是二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所有的政治行动体，包括选民、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利益集团、政党、官僚体系和政府，都和在市场中一样，在政治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要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前提条件是利益方要有足够的力量，有机会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的分配，并提出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和方案。在传统政治格局里，国家、资本、工会分别代表了三方利益，国家处于中立地位，调和资本、劳工的利益，三方处于旗鼓相当的地位，达成利益均衡。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资本一国家—工会”三方制衡的产业关系模式逐步解构，资本一方的力量在增强，而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具有强大力量的产业工人联盟在新技术面前逐步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同资本一方结盟，则劳工只能处于被主宰的地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会组织、中国政府和资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不可能形成“资本—国家—工会”三方制衡的结构。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资本二方的力量迅速增长，而工会的谈判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提高。目前，我国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向农民工开放，农民工缺少代言人。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在深圳市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回答企业没有建立劳动争议委员会，还有1／4以上的农民工不知道单位是否建有劳动争议委员会；近一半的农民工回答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还有超过30%的农民工回答不知道，甚至还有农民工问工会是何物。即使建立了工会组织，也没有向农民工敞开大门，超过85%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会，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得到工会组织的帮助。在成都市的调查表明，在农民工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依靠的组织不多。只有30.6%的农民工回答企业建有劳动争议委员会；24.3%的农民工回答建立了工会组织，得到过工会帮助的人只占23.1%。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很少求助于工会(在成都市的调查中，只有6.3%的人才会选择工会，深圳市的这一比例为 8.8%)。当资本与劳工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特别需要政府一方的公平裁决。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地方上逐渐演变为“唯效率”论，甚至“唯GDP主义”，经济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唯一指标，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责演变为“政府公司主义”。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往往以牺牲地方的税收、环境、雇员的利益为代价，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投入。当政府与资本有着共同的利益取向，甚至不得不依附于资本的时候，工会与资本的矛盾往往被压制，导致工会地位尴尬，工人维权困难。
　　由于政治、社会等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排斥，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处于社会的边缘，很难形成利益集团。同时，由于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选举利益代言人，即使有政府指定的代言人，也往往因势单力薄而无法影响政策走向。这样，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工会)缺位的情况下，由于缺少合法的表达其利益的途径，农民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充分表达其主张，导致本来为农民工谋利的社会保护政策演变为对农民工利益的损害。
　　其次，全球化导致的福利竞赛使农民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中国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取得长足进步，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地区范围的经济体，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长期保持优势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往往受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后发地区的挑战，既有的优势可能在短时间内便成为劣势。在资本稀缺和资本流动无障碍的情况下，资本有了更强大的结构力量——商业和金融影响政策的能力并不是通过其代理人直接给政府施压（“提出抗议”)，而是选择“退出”。越是开放的经济体系，资本投资的自由退出渠道越顺畅，就越容易采取“退出”手段，使得政府、工会和其他参与者对资本的要求会更加敏感，福利降低的可能性越大。对福利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公共部门为进一步扩展就业能力，产生了缩减过高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3)在就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压力下(在中国，还有个人升迁的压力)，各级政府必须减轻资本所得的税费负担，以便在经济区位竞争中吸引投资资本。自然，劳动者承担了这种损失：降低工人工资和劳动保护标准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