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陶然，北京乾坤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生活速递》DM杂志董事长，曾任恒基伟业公司常务副总裁、成功演绎“商务通神话”。本次采访试图揭开谜团重裹的孙陶然4次创业的神秘面纱以及他的内心独白。
　　
　　第一次：承包版面做广告
　　
　　1991年孙陶然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但却只身到北京闯天下。1998年之前，他就职于民政部下属的四达集团，从一个普通员工做到集团副总裁。其间四达广告公司于1993年成立，孙陶然1994年出任总经理，他接手时公司账上只剩3万元，而一个月的开支就是3万元。
　　孙陶然对记者说，幸好1994年有个机会。《北京青年报》想增加电脑、汽车、房地产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在每周三的“新闻周刊”加8个版，其中4个版做“电脑”，4个版做“汽车”，并准备找广告公司合作。巧合的是，孙陶然正好认识这个负责人，两人最后商定：由四达广告公司负责编“电脑”的4个版，每年交给北京青年报428万元，签约后首先得付一个季度的款项107万元。
　　公司账上没有钱，孙陶然向四达集团借，当时四达老总张征宇很赏识他，就答应借60万元。钱仍然不够，孙陶然就把公司的十几个员工叫到一起开始集资，并保证1995年底给大家30％的利息，最后凑起了50万元。孙陶然没什么积蓄，出资最少，只有一万多元。
　　但当时电脑厂商都不认可大众媒体，它们从来都只在计算机专业媒体上投放广告，而且当时电脑很贵，普及率非常低。但孙陶然坚信，电脑一定会普及，而专业媒体发行量较小，广告作用有限，因此老百姓喜欢的大众媒体前景看好。这样，《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就诞生了，由此开辟了大众媒体开办专版的先河。
　　从1995年2月28日创刊，到7月份该付第二期款了，又付不起。孙陶然跟报社商量：原来做4个版，现在只做两个，报社同意了。这样，每个季度交50万元就行了。孙陶然在心里盘算：如果亏损时是4个版，而现在只做两个版，如何盈利并填补亏损呢?当时公司还有10多万元，他决定举办一个IT业界的“科博会”。
　　孙陶然选择了一个郊区度假村，邀请了IT业内务公司负责市场的50多人。第一天是娱乐、联欢、抽奖，第二天上午开研讨会。会上，孙事先安排了一些“托儿”谈趋势：电脑未来一定要走入百姓家，怎么走入?必须在大众媒体普及推广。
　　这种沟通果然有效，到了12月份，广告投放就已经不愁了。孙陶然无不得意地对记者说：“在后来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的3年里，不仅版面全满，而且订版都订不上，要排队。”
　　1995年，四达广告赢利100万元，1996年达到800多万元，1997年突破1000万元。其创造的利润在当时四达集团所属的56个公司中名列第一。
　　
　　第二次：打造三个新方向
　　
　　1996年底，又到了与《北京青年报》续约的时候，孙陶然认为，对方可能不会续约，即使续约条件也不会太好，因为媒体往往打市场时需要你，但市场一旦做起来后可能就不那么依靠你了。后来的发展印证了孙的想法，《北京青年报》提出了新的条件：每年土交1200万元。孙陶然算了一下，两个版面即使一期不落全部做满，收入才1800万元，挣不了多少。
　　接下来怎么办?总不能就此结束，关门大吉吧。孙陶然于是制订了“02计划”，“1号计划”继续做《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02计划”则分出去一批人，选择三个新的方向：一是公关公司，于1996年创建蓝色光标公司。二是创办直投(DM)杂志《生活速递》。《生活速递》杂志全是广告，定向免费发行到北京所有的高档小区、写字楼、餐饮娱乐场所。第三个是创建蔚蓝轨迹广告公司，它是一个“正宗”的帮助企业做广告创意、设计、策划、代理的公司。三个公司分别由孙陶然的3个得力副手负责，当时孙告诉他们，1996～1997年可以不赚钱，甚至赔钱也不怕，只要把基础打好，但在1997年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结束后就全靠这3个新公司了。
　　当时，这3家公司基本上由员工投资，四达集团也有股份，但后来孙陶然及员工把它买了过来。孙陶然的设想是，把这些公司组建成一个向广告、传煤方向发展的集团。现在，孙仍是《生活速递》的股东牙口董事长，也是蓝色光标和蔚蓝轨迹的股东和副董事长。
　　
　　第三次：与赵强竞合中隐退
　　
　　1998年，四达集团开发出了一个PDA产品，想单独成立一个公司运作，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恒基伟业。当时张征宇在四达56个公司的老总里选人，结果选中了孙陶然。但孙陶然向张征宇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公司的日常事务必须由自己来管，战略决策由董事会来做。因为他认为集团拥有很多资源，但经营状况不好，主要是管理问题。孙陶然成为恒基伟业的常务副总裁，在1998～2000年间成功打造出商务通品牌，直到2001年以“休假”方式淡出恒基伟业。
　　很多外界人士猜测孙陶然的退出是被迫的，但他对记者解释说：“我跟张总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他不惜一切代价要留住我，但我决心已定，不过从2000年上半年开始犹豫了一年。其实退出很简单，一方面，2000年初开始公司就由张总自己管了，很多东西我不太认同，但无能为力；另一方面，2000年以前由董事会决策，但之后董事会越来越形同虚设，有想法也无法实施，所以就没了兴趣。我对此看得挺淡，人生就是一种体验，所以我碰到失败、挫折不会特别沮丧，成功也不会特别张扬。”
　　孙陶然还透露：“原来我帮人家干过，自己没干过，所以刚开始做商务通时心里犯怵，但做了两个月后发现原来跟自己的理解是一致的。不过，帮人家于过与自己干是两回事。”有意思的是，当时名人与商务通在市场上竞争如火如茶，而两个幕后主使赵强和孙陶然却日出是敌，日落为友。 孙陶然说：“赵强跟我原来就是朋友。他最早在《北京青年报》做记者，后来在湖北卫视做节目时还采访过我，再后来被名人挖过去做市场推广。那时我们俩白天指挥市场竞争，晚上则通电话聊天，在媒体上还互相夸奖。”
　　2000年8月，名人开始降价，10月商务通也开始降价，事实上2000年商务通在市场份额上可谓大获全胜，当然名人也赚到了钱。2001年，商务通和名人的声势都弱了一些。
　　孙陶然透露：“当时我们开董事会，很多董事很冲动，决定降价反击，而我不太赞成打价格战。最后在执行时变通了一下，就是把价格调下来，让产品普及，但不直接打降价广告。我的考虑是，一要保护奸商务通品牌，二是认为降价是打不死别人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销量翻了一倍，但利润反而下降。要是当时不降价的话，整个PDA市场火爆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不会那么快就转型。当然，那时我已无心恋战，而且我们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坦承，2000年商务通大降价到底是对是错，现在都没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