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货币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货币供给量与利率，前者只能被动地投放，虽可通过对冲调节，但在外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只能作单向对冲，要使对冲顺利进行，就必然要求助于利率政策；至于后者，而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调高、调低或维持现行利率不变，都与对冲的初衷是相矛盾的。由于这两个中间变量的政策矛盾，使得长期内的货币政策传递渠道梗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无法自主，左右为难。
　　4、外汇占款对冲的不可持续性。首先，对冲工具的不可持久性。用于对冲回购的可行工具主要有中心银行再贷款、国债、央行票据。央行的再贷款和国债是有限的，单向对冲一段时间后会逐渐减少，剩下的就只有央行票据，并且这一工具纯粹是央行为了对冲而设计的。这种票据一般为短期，要想顺利地维持对冲，央行必须频繁地对票据展期，本利之和，加上每期新增的外汇占款回购，在单向对冲的情况下，央行票据的规模会越滚越大，越到后期，风险越大，后果难以想象。其次，对冲成本昂贵。根据最近几个月的利率来看，美元存款和央行票据的利差平均在1.5%左右，每净对冲1亿美元的外汇占款，需多付出150万美元，每年需净对冲回笼的外汇占款有几百亿美元，需额外支付近百亿人民币的对冲成本。最后，对冲回笼货币与票据融资扩张的矛盾。假如商业银行将从央行购得的票据用于相互抵押融资，则会扩大整个金融体系的信贷和货币规模，这与央行发行票据用于收缩货币的初衷是相矛盾的。结合前述对冲与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矛盾来看，外汇占款对冲不论在货币政策上还是操作技术上，都是不可持久的。
　　
　　三、中国“三难选择”的非凡性
　　
　　1、转型特征。首先，现行的汇率制度易引起汇率升值预期，诱导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流动。汇率传递的也是一种价格信号，在制度明确、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外界能根据汇率变化自动作出调整。但由于我国政府对外宣称的钉住汇率制度类型与其实际表现并不相符，也从未公布人民币汇率的真实形成机制，它既不同于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也不同于明确地钉住美元或一揽子货币的联系汇率制，更不是浮动汇率制，因而它没有清楚地传递出一个可预期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信号，给外界留下了模糊的想象空间。在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坚持不住时，一般只能通过一步到位的调整来完成，由此又给外界留下巨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其次，名为盯住美元而事实上又是固定的汇率可能导致几种困难：一是国际市场上美元汇率走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是反周期的。美元走弱时，人民币相对成了强币，人们愿意多持有人民币，人民币发行量增加，通胀和汇率升值压力都加大，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代翻版；美元走强时，资本外逃又加剧。其次，中国利率调整空间受到美联储利率政策牵制，否则利差拉大，引起资本大量转移。最后，这种模糊的汇率在国际交往中易授人以柄，遭受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最后，资本流动管制与中国的金融改革目标不相符。按中国的金融改革目标，应逐步放松资本流动管制，根据“三难困境”选择，此时汇率和利率弹性都必须增加，而我国的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形成，中国经济的调整空间越来越狭窄，时间越来越紧迫。
　　2、增长特征。Branson（1983）等人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将推动实际均衡汇率的持续上升。中国经过连续20多年的增长，综合国力和人均收入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加上中国持续的FDI流入，人民币汇率必然面临长期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将导致汇率升值预期，在此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涌入只能在短期内制造虚假的繁荣，导致短期债务增加，经济过热、信用扩张、盲目投资、房地产泡沫等。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后降温回落时，也正是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高峰期，财政和央行票据债务也达到了高峰期，宏观经济层面一旦出现问题，在财政、金融财政有失误和未及时调整时，薄弱环节就暴露出来了，蛰伏的投机资本就会趁机发动攻击，形成货币冲击并有可能演化为金融危机。
　　
　　四、中国“三难选择”的出路
　　
　　持续的贸易顺差会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内外压力，巨额的资本流入还会加大这种压力，在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下，依靠单一的对冲策略回购基础货币的作法只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则会挤压货币政策空间，不可持久，并易蕴积巨大的金融风险。当前，因各种金融创新对经济运行和货币供给与流通的影响，为便于操作，绝大多数国家已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转向利率，我国却因外汇占款对冲的掣肘，既不能自如地调控货币供给量，又不能灵活地运用利率政策，致使货币政策陷入窘境，其实质是开放经济下的“三元困境”在中国的非凡表现，长期下去，必将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短期来看，可采取一些改进措施纾缓这一压力，如适当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变强制结售汇制度为一定幅度内的意愿结售汇制，逐渐放松外汇管制，存汇于民；有选择地扩大外汇支出，多进口高新技术和专利，从根本上提升产业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当前制定金融政策要力求稳定，既要消除过强的汇率升值预期，又要不因债务过大、投资过热而有恐慌心理，引起资本外逃，否则在羊群效应下，会加大央行调控难度并有可能诱发成危机。
　　长期策略则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调整外资利用政策。取消对外资过于优惠的超国民待遇，改变单纯的数量型引进为质量型引进，有选择地引导外资在中国作长期实业投资，在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提升本国产业的技术和竞争力，获取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即使在外资撤离下也能独立发展并不失全球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源动力。二是必须相信市场的力量，建立利用市场力量形成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机制，推动利率和汇率等价格信号的市场化，增加市场信息透明度，减少人为干预，避免外界形成过度预期，抛弃汇率升值、利率升高的惧怕症。三是完成金融体系非凡是银行体系的改革，为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扫清障碍。从国际惯例来看，大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是经济发展、政治实力和外交政策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对三元冲突最优的一种化解策略，我国也应采取这一策略。